公元612年，隋煬帝下詔在洛陽度僧，一個13歲的少年因年幼不能應試，在門外徘徊，不舍離去。負責度僧的大理寺卿鄭善果問他為什么想出家，少年回答說：“意欲遠紹如來，近光遺法。”鄭善果大為驚嘆，于是破格錄取了他。這位少年就是后來的玄奘法師。
　　與吳承恩的《西游記》中弱不禁風的形象不同，歷史上真實的玄奘是一位堅毅卓絕的探險家、成就卓越的翻譯家、創宗立派的三藏法師。玄奘在中國佛教史上有“圣僧”的美譽，梁啟超稱之為“千古之一人”，魯迅認為其是舍身求法的“民族脊梁”。
　　西行求法
　　玄奘，俗姓陳，名袆，生于隋文帝開皇二十年（600年），河南陳留（今河南省偃師縣）人，是漢朝太丘長陳仲弓的后裔。玄奘自幼聰明好學，跟隨父親學習儒家經典，志行高遠。10歲時，他跟隨二哥一起住在洛陽凈土寺。后于凈土寺正式剃度，法名玄奘。玄奘在凈土寺聽慧景法師講《涅槃經》，之后又隨慧嚴法師學《攝大乘論》，學業精進，妙辯無礙。隋亡唐立，世事多艱。玄奘離開洛陽赴長安，又輾轉至四川成都。武德五年（622年），玄奘在成都受具足戒。其后又到相州（今河南省安陽市）、趙州（今河北省趙縣），后來又重回長安。西行求法是玄奘最富傳奇色彩的人生華章。唐初，北方流行的《涅槃經》《成實論》與南方譯傳的《攝論》《俱舍論》等經典對佛教一些重大理論問題分歧很大，各地法師理解不一，難以融合。于是，玄奘發誓要去印度直探原典，以求解除內心種種疑惑，消解中國佛學思想的分歧。玄奘西行求法不僅是一位佛教徒的曠世壯舉，更是中華民族善于學習、追求真知的民族精神的生動寫照。
　　唐朝初立，禁止國民出境，玄奘立志西行，偷渡出關。西行之路困難重重，異常艱險。唐貞觀元年（627年）秋，玄奘從長安出發開始西行。玄奘西行之旅得到眾人的助力，盡管如此，西行求法期間還是多次經歷生死的考驗。第二年夏，玄奘終于到達印度。629年，玄奘開始了印度游學之旅，沿途考察佛跡、訪求經典。631年冬，抵達那爛陀寺（印度現存的那爛陀寺為中國政府援助重建），拜戒賢大師為師，學習瑜伽之學，兼讀印度因明、聲明、醫方、數術和婆羅門書等。5年后，玄奘離開那爛陀寺，繼續游歷印度其他地方。641年，玄奘重回那爛陀寺，開設講座，舌戰外道，聲名日隆。643年，在曲女城無遮大會上，玄奘被推為辯論論主，立“真唯識量”之論，印度的沙門、婆羅門和外道數千人參加。18天內，無一人能反駁玄奘的觀點，大小乘僧一致推崇他為“大乘天”和“解脫天”。一個外來留學的僧人，居然能夠擊敗所有印度本土僧侶，玄奘贏得了巨大聲譽。乃至當代印度學生的教材都收有玄奘寫的古詩，印度的學生很少有人不知道玄奘。
　　文明使者
　　645年，玄奘謝絕了印度各方的挽留，回到長安。當時萬人空巷，爭睹圣容。此后19年間，在唐王朝的支持下，玄奘孜孜不倦傾心于譯經事業。玄奘回國攜帶657部佛經，在他主持下共翻譯經書75部，1335卷，其中主要有《瑜伽師地論》《大般若經》《大毗婆沙論》等。
　　玄奘還與弟子辯機撰寫《大唐西域記》，記述了他游歷的百余個王國的山川地貌、物產、風土人情等，為后人研究西域和印度的歷史提供了珍貴文獻。人們了解7世紀以前的印度，主要依據《大唐西域記》。可以說，如果沒有《大唐西域記》，印度人幾乎無法重建自己的古代歷史。英國歷史學家史密斯曾這樣評價玄奘：“無論怎么樣夸大玄奘的重要性都不為過。中世紀印度的歷史漆黑一片，他是惟一的亮光。”
　　玄奘西行求法往返都經過敦煌地區。從敦煌石窟藏經洞中保存的文獻、壁畫可發現，玄奘對敦煌石窟產生了不可忽視的影響。敦煌藏經洞文獻記載，8世紀后半葉，在長安學習唯識學的僧人曇曠、乘恩等相繼從長安到敦煌，繼續弘揚唯識學，敦煌藏經洞中保存有百余卷玄奘翻譯的《瑜伽師地論》及相關文獻。敦煌石窟中保存有不少依據玄奘所譯經典繪制的壁畫，如依據《藥師琉璃光如來本愿功德經》繪制的藥師經變畫等，在盛唐到宋代建造的洞窟中流行，成為敦煌石窟壁畫的主要內容之一。另外，敦煌石窟西夏時期的洞窟中，還保存有6幅《玄奘取經圖》，畫面主要有僧人、猴行者和馬三個形象，形成了《西游記》中家喻戶曉的唐僧、孫悟空和白龍馬的雛形。
　　647年，玄奘奉唐太宗之命與蔡晃、成玄英共同將《老子》翻譯為梵文，并交予東天竺使者帶回西域。玄奘翻譯的《老子》在印度乃至西域產生了一定的影響，7世紀在印度阿薩密地區曾出現《老子》梵文本。《老子》梵文本中的思想可能與印度密宗發生某種聯系，印度歷史學家認為，印度密宗與中國道家思想在天道觀層面有一定相似性。
　　翻譯佛經
　　佛教作為一種異域文化傳入中國并最終發展成為中國化的佛教，佛經翻譯起到了重要作用。玄奘的高深學術造詣、朝廷的大力支持、嚴格的譯場程序、“五不翻”翻譯原則、佛典漢譯“文質之爭”的融合等因素，共同成就了玄奘的翻譯事業。
　　回國后，玄奘主持的弘福寺譯場急需國內的翻譯人才，他將“所需證義、綴文、筆受、書手等數”報給房玄齡等朝廷官員，官選出“諳解大小乘經論為時輩所推者”共23人，其中證義12人、綴文9人、字學1人、證梵語梵文1人。由此可見，唐朝大力支持玄奘的佛經翻譯事業。
　　玄奘諳熟不同類別的佛教典籍，精通梵文句式，就連微妙之處也能理解透徹。他對梵、漢兩種語言的高深造詣和對佛典原文的深刻理解，使其翻譯起來得心應手、收放自如，譯作均為上乘佳作。將隋朝笈多翻譯的《金剛能斷般若波羅蜜經》和玄奘翻譯的《能斷金剛般若波羅蜜經》進行對比，笈多的譯本文字佶屈聱牙，如開篇有“大比丘眾共半三十比丘百”等句子，不知所云；而玄奘翻譯為“與大苾芻眾千二百五十人俱”。相比之下，玄奘的翻譯更接近漢語習慣，通暢易懂。
　　另外，玄奘提出佛經翻譯的“五不翻”原則，即五種情況直接采用音譯，無需翻譯。如梵文“bhagavā?”有6種含義，笈多譯為“世尊”，只譯出了“尊貴義”，其余5種含義無法體現出來。玄奘按照“五不翻”原則，直接音譯為“薄伽梵”，反倒包含更多意思，效果更好。玄奘還在譯經中運用了代詞回譯為名詞、復合詞意譯并轉變結構、增譯、減譯、改變詞序、假借譯名等多種翻譯方法，這些方法使漢譯佛經更加符合中國的思想文化傳統，語言更適應中國人的閱讀習慣。玄奘的翻譯也像鳩摩羅什的翻譯一樣，被稱為“新譯”。
　　創宗立說
　　在綜合翻譯印度唯識宗諸經的基礎上，玄奘撰成《成唯識論》，成為唯識宗立宗的主要理論依據。因此，玄奘被視為唯識宗的創立者。唯識宗由玄奘弟子窺基發揚光大，輝煌一時。盡管傳承三代而絕，但唯識宗給中國傳統哲學帶來一個新的概念——“阿賴耶識”。中國古代，人們相信“神不歆非類，民不祀非族”，如果福禍報應的載體不能確定，信仰就會大打折扣。因此，從東晉廬山慧遠開始嘗試確立“神不滅”論，到玄奘引進印度唯識宗的“阿賴耶識”，其中一條思想主線就是要確立一個承受因果業報的載體。“阿賴耶識”不僅是對大乘佛教中觀派“我法皆空”的修正，更重要的是，它滿足了中國人對于確立承受業報載體的需求。唐代后期“復性明誠”、宋明理學中“存天理滅人欲”，乃至明代王陽明的“致良知”，一定意義上來說，或多或少都有唯識宗“阿賴耶識”的影子。
　　中國古代哲學重形象思維，不重邏輯思維。在玄奘赴印之前，因明學（論辯邏輯）在中國是一門十分冷僻因而無人研習和弘揚的學問。盡管在4世紀中葉，古因明就開始傳入中國，但是沒有什么反響，更沒有出現中國的因明學著述。在5世紀后半葉到6世紀初，因明學在印度有重大變革，以世親為代表的古因明為陳那創建的新因明所取代。因明學是關于論證的理由的學問，在印度佛教中是必修的五明之一。玄奘之所以對因明學產生濃厚的興趣，因為一方面它是一門新鮮的學問，另一方面它是唯識學的邏輯工具。在印度，玄奘自始至終重視對因明的學習和鉆研。求法歸來，玄奘譯出了一批因明學著作，培養了一大批弘揚陳那新因明的人才，使中國成為因明學的第二故鄉，并且為朝鮮半島、日本培養了因明學人才。
　　664年正月，玄奘圓寂于玉華寺。玄奘是繼智者大師之后的又一位佛教創宗者，是佛教中國化的重要接力者。玄奘在佛經翻譯、創立唯識宗和弘揚因明學等方面，大大地推動了佛教中國化的歷史進程。
　　（本文作者：張慶松  李鴻，文章來源：中國民族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