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中國化的同時對中國文化產生深刻影響
　　佛教傳入中國以后，逐漸融入中國社會，改變了中國人的宗教生活結構。一方面，中國佛教有其本土化的過程，與印度佛教有所不同；另一方面，佛教對中國文化產生了深刻的影響，中國文化在歷史上融入了許多佛教元素。有關兩者的互動影響，研究成果很多，譬如著名學者方立天的《中國佛教與傳統文化》，系統討論了佛教與中國政治、倫理、哲學、文學、藝術、民俗等的關系。
　　兩漢之際佛教的入華，僅有歷史敘事的象征意義。佛教真正意義上的在華傳播，始于佛經的翻譯與解釋。這必須借用中國傳統的思想概念，出現了佛教史上所謂的“格義”。從東漢晚期到東晉末年，經過了250年的佛經翻譯，中國佛教逐漸形成了自成一體的漢語佛教經典系統，并有相應的中國注釋和講經體例，乃至出現“漢語大藏經”，在隋唐時期陸續出現了中國佛教宗派。禪宗、天臺宗、凈土宗、華嚴宗等宗派，無論在理論框架上，還是在修行方法上，都有鮮明的中國特色。佛教在中國的傳播，特別是在民間社會的傳播，大多彰顯出儒家的核心價值。譬如，中國佛教高調宣揚“目連救母”等佛門的孝親故事，到了宋代甚至還有禪師提出“孝為戒先”這樣的口號。
　　以《隋書·經籍志》為例，略說佛教對中國古代知識體系與精神生活的重要影響。由于大規模的中外文化交流，中國人在隋唐之際的知識體系已有重大變化，集中表現為從《漢書·藝文志》的“六略”過渡到《隋書·經籍志》的“四部二錄”。經史子集的分類法，主要是中國文化自身發展的結果，確立儒家經典的核心地位，把子書當作儒經的附庸，并把數術、方技這些實用知識歸入子書。經歷了魏晉南北朝佛教的大規模傳播，佛教已嵌入到中國人的知識體系里。從中國宗教史的角度來看，《隋書·經籍志》重要之處是在“四部”之后附有道、佛兩錄，構成“四部二錄”的知識體系：經部（十類）、史部（十三類）、子部（十四類）、集部（三類），道經（四類）、佛經（十一類）。《漢書·藝文志》術數、方技類的重要性已明顯下降，而整合各類方術并將之納入神靈世界的道經，則在《隋書·經籍志》里得以單列在四部之后。“佛經”部分，展現了中國文化對外來宗教的吸納。更有意思的是，史部、子部還有一些佛教書籍，譬如僧傳、僧人文集。也就是說，這些僧人的生平思想得到了中國主流社會的接納。
　　若從《隋書·經籍志》所記的圖書篇幅與傳抄數量來看，佛教在當時具有超過儒家經典的廣泛影響力。該書記載當時佛經有1950部、6198卷；道經有377部、1216卷；四部經傳總共3127部、36708卷。佛教文獻體量之大，可見一斑。該書還說，隋代“京師及并州、相州、洛州等諸大都邑之處，并官寫一切經，置于寺內；而又別寫，藏于秘閣。天下之人，從風而靡，競相景慕，民間佛經，多于六經數十百倍。”由此可見，當時佛教的流傳，已經改變了中國社會的日常生活與知識結構。
　　佛教思想與中國本土文化相結合而形成的佛教宗派，對士大夫的精神世界和普通百姓的日常生活也產生了深刻的影響。儒、釋、道三家在分歧之中相互溝通，到唐代中期，三教合流已成定局，而到明代，這種思想成了中國人的主流意識形態，佛教變成了中國傳統文化的主流形態之一。不僅如此，這些佛教宗派還傳到朝鮮、日本、越南等地，特別是在唐宋時期促成了中國成為東亞地區的思想文化中心。
　　佛教在更深層次上的影響，還在于促成了新的風俗習慣。像浴佛節、臘八節等這些民俗節日，都與佛教信仰有關。農歷四月初八是紀念佛陀降生的浴佛節，是佛教最重要的“圣誕節”。臘月八日是紀念釋迦牟尼覺悟成佛的節日，在某種意義上是佛教正式創立的紀念日，中國社會形成了喝臘八粥的習俗，因傳說佛陀在菩提樹下覺悟前接受了牧羊女布施的粥。類似這樣與佛教有關的節日和風俗，還有很多。佛教對民間日常生活產生巨大的影響，其重要原因是佛教有寺院。誠如漢學家許理和所言，佛教傳入中國，不僅意味著某種宗教觀念的傳播，同時還是一種新的社會組織形式即僧伽（或譯僧團）的傳入。僧團包括出家人和在家信徒，但以出家人為主導，這使中國出現了專門供僧人修行的道場，即寺院。
　　除了佛教，中國歷史上還有祆教、摩尼教、景教（也里可溫教）、伊斯蘭教、天主教、印度教、猶太教等外來宗教，它們對中國社會的影響程度不一。國學大師陳垣在1917到1923年間寫就著名的“古教四考”：《元也里可溫教考》《開封一賜樂業教考》《火祆教入中國考》《摩尼教入中國考》，為中國歷史上非主流的外來宗教研究開拓了全新的學術格局。
　　祆教：隨粟特人皈依佛教后在中國消失
　　祆教、火祆教，俗稱“拜火教”，即瑣羅亞斯德教，亦稱“馬茲達教”，約在公元前1000年起源于波斯，是古波斯的主流宗教。該教在阿契美尼德王朝（公元前553年-前330年）被列為國教，到薩珊王朝重立祅教為國教，其影響波及中亞地區。現在很多人了解這個宗教，是因為尼采的名著《查拉圖斯特拉如是說》或《蘇魯支語錄》。該教創始人瑣羅亞斯德，又稱“查拉圖斯特拉”，古譯“蘇魯支”。
　　據專家考證，祆教創立后不久就傳到了中亞錫爾河、阿姆河一帶，約在公元前4世紀左右傳入中國新疆地區。至于傳入中原的時間，專家的意見并不一致，但傾向于西晉末年，即3世紀末4世紀初隨粟特商人傳入。北魏后期及北齊、北周皆有祀胡天的記載，“胡天”即指祆教崇拜的天神。唐高祖時，長安已有祆神廟。到唐武宗會昌滅佛（845年）時，祆教同時被滅。在中國流傳的祆教已非正統的波斯祆教，而是摻雜了許多中亞民俗的祆教，近年在中國陸續出土了祆教徒的墓葬。但總體而言，祆教對中國主流社會的影響不大。
　　摩尼教：高度佛道教化和民間化
　　摩尼教，公元3世紀中葉由波斯人摩尼創立，混雜了祆教、猶太教、佛教、景教等的教義而成。這個宗教因為金庸武俠小說出現“明教”而為當代中國人熟悉。摩尼自命為“光明使者”，在得到波斯王沙普爾一世的皈依后，四處傳教。但在這位國王去世以后，摩尼教立即遭到了打壓，波斯境內全面恢復祅教。摩尼本人被捕入獄，相傳后被釘死在十字架上，摩尼教徒只能四處流亡傳教，該教緣此在中亞西域廣泛流傳。
　　法國人伯希和、沙畹的《摩尼教流行中國考》，陳垣的《摩尼教入中國考》均據《佛祖統紀》卷三十九記載，武則天延載元年（694年）“波斯國人拂多誕持《二宗經》偽教來朝”，認為這是摩尼教入華的最早記錄。這是摩尼教入華的文獻記載，民間傳入的時間還應提前。
　　該教傳入中國以后，開元二十年（732年），唐玄宗因其“本是邪見，妄稱佛教，誑惑黎元”，即遭禁斷。安史之亂（755年-762年）以后，唐朝請回紇出兵相助，回紇因此把他們的國教摩尼教帶入中原，在唐朝廣為傳播，先后在長安、荊州、洪州、越州、揚州、太原府和河南府等地興建摩尼寺。唐代宗曾給摩尼寺賜額“大云光明”，允許各州設立“大云光明寺”。唐武宗會昌滅佛，摩尼教同時被滅，從此轉入地下，流入民間，漸以“明教”之名流傳于世。如在溫州，宋時有信奉明教的傳統，到元代頗為盛行。在元代東南沿海地區（今福建、浙江兩省），摩尼教還被稱為“蘇鄰國之教”“蘇鄰法”。在福建泉州草庵，至今還有“清凈光明、大力智慧、無上至真、摩尼光佛”的大字石刻。2008年以來，在福建省霞浦縣柏洋鄉上萬村發現大量宋元明清明教文獻和文物。
　　景教：“廣造奇器異巧”
　　景教，亦稱大秦教，是早期基督宗教的異端聶斯托利派。景的意思是“大”“光明”，取《新約》光照之義。聶斯托利，古敘利亞人，428年被東羅馬帝國皇帝狄奧多西二世任命為君士坦丁堡宗主教，但他主張耶穌的神性與人性并未合于一位，瑪利亞僅生育耶穌之體，乃純人之母，不能被尊為“圣母”。431年，以弗所宗教大會把他的基督論判為異端，東羅馬皇帝認可這個結論，435年聶斯托利被流放到埃及。他的信徒出逃波斯，得到波斯皇帝卑路斯的保護。約在498年前后，聶斯托利派在波斯成立完全獨立的教會，并由波斯逐漸向東傳教，以至中國。
　　該教最初被視為“波斯教”，后來更名“大秦教”。《唐會要》卷四十九“大秦寺”條記載：“天寶四載九月，詔曰：波斯經教，出自大秦，傳習而來，久行中國。爰初建寺，因以為名。將欲示人，必修其本。其兩京波斯寺，宜改為大秦寺；天下諸府郡置者，亦準此。”該教入華的歷史研究，得益于約明代天啟五年（1625年）在西安出土的“大秦景教流行中國碑”。據碑文記載，唐貞觀九年（635年），阿羅本來到長安，唐太宗命房玄齡接待，并在京師建造大秦寺。
　　景教隨商貿活動經由西域“絲綢之路”傳入中國。歷史上景教徒多擅經商，這也是他們與明清之際天主教會顯著不同的地方。景教徒的傳道方法類似后來的耶穌會士，他們往往擁有豐富的天文學知識，借助希臘的醫學醫術，并有實際的治療效果；同時“廣造奇器異巧”，引起中國人的興趣。唐武宗會昌滅佛時，殃及了景教。不過，景教一直在中亞一帶流傳。元朝對景教采取懷柔政策，其得以興盛，但已改稱“也里可溫教”。
　　元代景教極盛之后歸于衰亡，直到明末利瑪竇等耶穌會士入華，基督宗教才再次進入中國。
　　伊斯蘭教：全方位進行中國化的調整
　　伊斯蘭教，在中國歷史上有不同的稱呼，唐宋時稱“大食法”，元代稱“回回教門”，明代又稱“天方教”“回回教”，明清之際稱“清真教”，清代以后稱“回教”。該教以《古蘭經》為根本經典，由穆罕默德于610年創立。有關伊斯蘭教傳入中國內地的時間，有多種說法，現大多采納唐永徽二年（651年）傳入的說法。伊斯蘭教傳入中國，主要有兩條路線：一條由中亞傳入天山南路，逐漸傳入中國北方，在甘肅、西安一帶設立寺宇；另一條由大食從海路傳入中國南方，在廣州及沿海地區建立寺宇。在元代已有“回回遍天下”的說法，當時的伊斯蘭教制度發生新的變化，由唐宋時期的“番坊制”，發展成為較完善的“三掌教制”。清真寺設三種不同的職務，教長（協調清真寺所有事務）、贊教（協助教長工作）、宣教（負責召喚穆斯林到清真寺按時禮拜），初步完成了從外來宗教到本土化宗教的轉化過程。明代朝廷對伊斯蘭教的政策較為包容，明末清初有一批穆斯林學者積極探索伊斯蘭教的中國化，北方興起經堂教育，南方則以南京、蘇州為中心，出現了以王岱輿、劉智為代表的“以儒詮經”，形成現在所說的“回儒”，主張“二元忠誠”，既忠于真主又忠于君王。這標志著伊斯蘭教從制度、教義到教育方式都進行了中國化的調整。
　　猶太教與印度教
　　作為基督宗教和伊斯蘭教源頭的猶太教，在中國歷史上也有傳播，但影響很小。陳垣《開封一賜樂業教考》推測，猶太教可能在唐代已經入華。不過，在他看來，開封猶太族非宋以前所至；猶太族之見于漢文記載者，莫先于《元史》；“一賜樂業”之名，起于明中葉。
　　作為印度的主流宗教，印度教在中國的影響遠不能與佛教相比，但也有不少的影響。印度教在中國建廟，始見于《唐大和上東征傳》。唐天寶九年（750年），鑒真發現廣州“有婆羅門寺三所，并梵僧居住……江中有婆羅門、波斯、昆侖等舶，不知其數；并載香藥、珍寶，積載如山。”著名學者黃心川的《印度教與中國文化》介紹了印度教傳入中國的四條路線（絲綢之路、海上絲綢之路、滇緬山路、尼泊爾山路），梳理了中國保存婆羅門教或印度教的史料和文物，認為印度教對道教、瑜伽術對氣功都有一定的影響。
　　從以上這些外來宗教的經歷來看，凡能像佛教那樣經歷“華化”或“中國化”，就相對容易在中國扎根，否則難以存活，至少很難有影響。伊斯蘭教在中國的發展，與其主動進行中國化的努力密不可分。中國文化講究“和而不同”，相信“殊途同歸”，喜歡不同文化的相互包容，而不喜歡以一種文化替代另一種文化。中國社會接受外來宗教的前提，是外來宗教能認同中國的本土文化。
　　（本文作者：李四龍，文章來源：中國民族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