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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黨的十八大以來，習近平總書記多次指出：只有堅持中國化方向的宗教，只有實現了中國化的宗教，才能更好地與我國社會主義社會相適應，在我國社會發展進步中發揮積極作用。2017年，“堅持我國宗教的中國化方向”被寫進了黨的十九大報告中。堅持和引導我國宗教中國化成為黨和國家宗教工作的一項重大任務。近期，全國政協主席汪洋在西藏調研時強調指出：“要以提高藏傳佛教中國化水平為重點做好宗教工作。”這些都說明堅持藏傳佛教中國化方向，是做好新時代藏傳佛教工作的出發點和落腳點。
　　佛教中國化是一個歷史悠久的命題，從古賢所謂的“華化佛教”到習近平總書記提出“堅持我國宗教的中國化方向”，由此它成了一個古老而又全新的課題，標志著“宗教中國化”實現了從學術名詞到政治概念的轉向，從學術內涵到政治蘊含的轉向，可謂是老命題的新使命、大擔當。根據我的理解，堅持藏傳佛教中國化方向，應從以下三方面切入。
　　一、學理依據
　　（一）從中國傳統詮釋學理論看中國傳統詮釋學主張，一方面提倡我注六經，即疏不駁注，注不駁經，另一方面又強調六經注我，即王夫之所言“六經責我開生面”。這樣，我注六經和六經注我之間形成了鋸木往復式的拉鋸效應，使拉鋸效應所造成的闡釋學循環是守正創新、繼承發展的內在動力。宋明理學提出理一分殊，月印萬川。古典文獻《晏子春秋》中說“橘生淮南則為橘，生于淮北則為枳，葉徒相似，其實味不同。所以然者何？水土異也。”蘇東坡還說“橫看成嶺側成峰，遠近高低各不同”等。藏族民間也有所謂“解釋者比原作者更善巧”之說。例如宗喀巴大師對印度佛教般若中觀的理解和詮釋比某些印度人更善巧。比如藏傳佛教格魯派的必修經典“五部大論”，原作者是印度佛教學者，但對它的解釋基本上都采用了藏傳佛教學者的注釋、解釋。因為這種解釋更適合于藏族人，藏族人更容易理解。這就是中國傳統詮釋學的特點。
　　（二）從中國佛教詮釋學理論看
　　佛教詮釋學提出，佛經云：“佛以一音演說法，眾生隨類各得解。”這是佛教的覺解本體論，它所呈現出來的便是經典文本、經典作者的原創性、普遍性、開放性與理解者的差別性、前見性、處境化之間的對立統一運動，它的理論基礎是“一切即一，一即一切”。對此，中國漢傳佛教高僧法藏的解讀是“萬象紛然，參而不雜。一切即一，皆同無性；一即一切，因果歷然”“一多相容不同門”。藏傳佛教格魯派中，第四世班禪羅桑確吉堅贊的闡釋是：“俱生和合大印盒、五俱一味四種字、能息能斷大圓滿、中觀正見引導等。各個安立多名言，通達了義教言者，及有證驗瑜伽士，考察之后即明見，究竟旨趣落一處。”這是說，佛教的根本義理是一，其表達方式是多。這也是佛教實現中國化的根本原因所在。
　　這樣我們就可以看出詮釋學的兩大重要特性：本土化和時代化，可以說，當代哲學詮釋學最重要的貢獻是強調了任何傳統或觀念要持續存在，就必須進行本土化、時代化。時代化，是從時間方面說的，本土化則是從空間方面說的。因此，時代化與本土化可以說是包括外來文化在內的傳統文化活著的時空存在方式。任何傳統文化的繼承和發展，都必須進行這種時代化和本土化的轉向，所謂創造性轉化和創新性發展，實際就是這種時代化和本土化的過程。
　　這便是詮釋學講的視域融合與效果歷史，也就是說通過翻譯，將一個陌生的意義系統轉換到我們熟悉的意義系統里來，使之成為我們自身意義系統的重要組成部分，并持續地發生效應，發揮作用。這說明外來宗教的中國化是自然而然必然的、合情合理合法的，這便是佛教等外來宗教中國化的學理依據。
　　二、本土特色
　　佛教在中國內地傳播發展了2000多年，在中國的青藏高原地區傳播發展了1300年。這就說明外來的印度佛教傳到中國以后，無論處于中原地區的漢傳佛教，還是處在青藏高原的藏傳佛教，它的中國化是自然的、必然的、合理合情的，是不可抗拒的。漢傳佛教按照馮友蘭先生的說法，經歷了格義的佛教、教門的佛教、宗門的佛教三個階段。方立天先生將其總結為五個階段：格義式哲學的產生、玄學化哲學的流行、學派哲學的興起、宗派哲學的繁榮、心性哲學的合流，提出漢傳佛教的中國化經歷了形成、鼎盛、衰落三個階段。于此也可概括為低潮、高潮、退潮三個階段。藏傳佛教的中國化，依照史書記載，經歷了前弘期，分治期或曰冬眠期，后弘期三大歷史階段。我們從宗教觀念、宗教體驗、宗教行為、宗教組織與制度四要素的層面來看藏傳佛教的中國化問題：
　　（一）從佛教的思想觀念層面看，當佛教傳入西藏不久，當時的藏族人理解不了佛教的經、論、律三藏文本，戒、定、慧三學思想。松贊干布就用藏族傳統宗教——苯教的巫師、謎語、故事三大思想支柱來比照，解釋佛教的經典經、論、律和佛教的概念戒、定、慧。松贊干布這樣用藏族人的先入之見，即本土思想范疇來比較、解釋，當時的藏族人聽了就豁然開朗。例如在漢傳佛教中，魏晉南北朝時期，當時的漢族高僧用魏晉玄學的“本末有無”思想來比較、解釋佛教大乘般若中觀的“空有”之義，從而形成了魏晉玄學視域與佛教般若中觀視域相融合的漢傳播佛教的般若中觀論，即所謂的“六家七宗”學說，它是漢傳佛教，而在思想上又是帶著魏晉玄學的特色。從而在思想義理上體現了佛教中國化。再比如唐代的李通玄、澄觀、宗密等佛教學者用周易的思想中元、亨、利、貞“四德”來配對佛教的常、樂、我、凈“涅槃四德”，還用儒家的五常——仁、義、禮、智、信，來配對佛教的五戒——不殺生、不偷盜、不邪淫、不妄語、不飲酒。
　　（二）從佛教的組織制度層面看，藏傳佛教中形成的活佛轉世制度，印度佛教中沒有，它是印度佛教的三身理論與西藏特定背景下的師徒傳承制相結合的產物。其中社會政治因素起著決定性的作用，它具體表現在中央政府批準和封授。
　　（三）從藏傳佛教的神靈和儀軌方面講，藏傳佛教各宗派吸收了藏族傳統宗教苯教的儀軌形式，如朵瑪、插箭、煨桑、風馬；藏傳佛教也吸收了苯教的諸多神靈，如十二丹瑪，十地菩薩阿尼瑪卿、八地菩薩阿米達龍、五地菩薩阿米夏群、藏人大師菩薩、佛等。
　　（四）從佛教經論翻譯的角度看，歷史上我們的先賢智者將印度佛教的經、論、律經典文本從印度梵文翻譯轉化為中國的漢語言文字、藏語言文字，這種話語轉換、意義轉換從更深層次、更廣意義上實現了佛教中國化。
　　三、時代特征
　　佛教講“隨順世間，隨轉眾生”；藏傳佛教講“覺悟等齊于佛，行為隨順于人”。佛教無國界，但每個佛教徒都有國籍、都屬特定的國家，國土在則佛法在，國土安則佛法興。歷史上漢傳佛教的法師道安提出的“不依國主，則法事難立”，就是從佛教高僧的親身經歷中總結出來的經驗之談。
　　因此，佛教提出“莊嚴國土，利樂有情”的理念。愛國愛教，護國利民，如理如法，契理契機是佛教的題中應有之義，基本義理所在，也是自古至今中國佛教傳承、弘揚和踐行的基本理念和行為準則。因此，堅持藏傳佛教中國化方向就是要始終堅持愛國愛教的基本理念和行為準則，要不斷適應當代中國社會，體現出鮮明的時代特征。這就決定了，當前藏傳佛教和藏傳佛教界人士必須要立足中國本土，植根中國文化，融入中華民族，適應中國社會，踐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對宗教教義教規要作出符合社會進步要求的闡釋。要做到這一點，就必須要堅持五個認同，即不斷增進信教群眾對偉大祖國、中華民族、中華文化、中國共產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認同。
　　綜上所述，要堅持藏傳佛教的中國化方向，既要保持藏傳佛教的基本信仰，基本教義，基本修持，又要堅守中國立場，堅持中國本位，在藏傳佛教設施、禮儀、神靈、體制、教義等方面入鄉隨俗，因地制宜，努力尋求中國化的表達方式和表現方式。既謹守師法，強調師徒傳授，又主動適應中國社會，積極認同主體文化，運用會通創新、嫁接求異的中國人思維方式，促使藏傳佛教教義同中國文化相融合。既注重藏傳佛教教義的傳承淵源與義理原旨，又在某些關鍵環節和重要領域植入中國思想元素，體現中國思想特質，展現中華文化氣象，不重復不相類印度佛教的面相，這是藏傳佛教中國化的必然要求。
　　（作者為中央民族大學哲學與宗教學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
　　本文刊《中國宗教》2020年08期